你要的是對錯，我要的是解決問題
每次發生重大社會事件，網路上很快就會出現一種固定反應。
只要新聞開始提到加害者的成長背景、家庭狀況、求學經歷，底下立刻會有人說：
「講這些幹嘛？」
「殺人就是殺人。」
「曾經熱心助人也不能改變他是壞人的事實。」
「廢死的人現在怎麼都不出來講話了？」
「不做些有用的事，一直談他的背景幹嘛？沒人想知道！」
我自己很不喜歡看到這些言論，因為這讓我覺得他們似乎在阻止更深層的討論。
當媒體專家或其他民眾，想要探討更深的犯罪動機時，這些人好像很想試圖切掉這個麥克風，讓深度討論不要繼續……一種要讓別人閉嘴，想噤聲別人的感覺。
這是我不舒服的地方：當別人試圖從體制面、更深的角度試圖解決問題，這些人卻想阻止別人？為什麼？
仔細看會發現，這些人說的其實是一件大家早就知道的事——加害者有罪。
問題是，小孩都知道，殺人是錯的。
我總覺得奇怪，對錯這麼簡單的事情為什麼要一直講？當別人要深入討論時他們要一直鬼打牆似地一直講？他們不是故意打斷，而是他們真的很生氣。
他們似乎以為別人都不知道殺人有罪似的，不段重複強調他有罪、不可原諒，為什麼？
脈絡論與本質論
因為這樣，我試圖研究為什麼這些人會有這樣的表達，而我又為什麼因此感到不舒服。
於是我將兩者分成「脈絡論」與「本質論」以方便討論。但這不是要搞對立，而是釐清雙方的立場來源。
像我這種脈絡論者相信的是：犯罪行為是透過一系列本來可以控制的因素發展而來的。
如果我們可以在這之前就先控制其中的因素，那悲劇就不會發生。
但本質論者相信的是「本質壞會顯現」，不是「人會被改變」。
在他們的世界觀裡：
人不是「被改變而變壞」，而是「本來就壞，只是早晚露出來」
所以在這套邏輯中：
- 曾經乖巧 ≠ 曾經善良
- 曾經乖巧 = 表面正常、尚未暴露
- 變壞 ≠ 發生變化
- 變壞 = 真面目出現
所以當有媒體說，犯人以前的同學表示，犯人以前曾是個善良的人，會主動幫助別人等等。他們會非常焦慮，因為在這套「本質論」裡，任何關於「過去正常」的描述，都會被聽成：
「那他其實沒那麼壞」
「那是不是可以減輕他的責任」
即使脈絡論者並沒有這麼認為。脈絡論者只是想問「中間發生了什麼」讓他改變了，以便於這個社會能建構更有效的安全網，阻止下一個悲劇發生；但這聽在本質論者耳裡也只會覺得：「你的意思是說他是好人囉？那那些受害者情何以堪？」
對我來說，殺人有罪這簡單的常識，本質論者卻需要花費這麼多力氣再次重複，也代表他們不信任社會多數人有基本的道德判斷能力。
本質論的世界分成兩種人：好人／壞人
壞是本質、天生、不可改
乖巧只是偽裝，壞早晚會露出來
社會的任務不是預防，而是辨識與清除
對本質論者來說，重點不是「為什麼會變壞」，而是「如何更徹底的隔離好人與壞人？」
這裡的隔離，當然就包括最徹底的隔離：死刑。
他們說：「廢死的怎麼不出來說話？」
死刑在這裡有個功能：看到足夠嚴厲、足夠極端的懲罰，才能重新確認世界是清楚分邊的。
但問題是，這對脈絡論者來說，是消極的亡羊補牢。
本質論者所謂分辨壞人的方式，是等到犯罪已經發生了、有人犧牲了，社會才能知道。這代價也太大了吧！
但這並不代表脈絡論者就一定支持廢死，許多脈絡論者也是支持死刑的，或是認為這之中有很多討論的空間。但脈絡論者在事件發生後，會將「關注焦點」放在犯罪成因，而不是死刑。
而本質論者幾乎可以說就是支持死刑，並且在案件發生後大量討論與推進。
因為死刑是本質論認為“唯一”一件可以積極做的事。
所以重點來了！
脈絡論和本質論的重大歧異，不是死刑與否，而是”關注的焦點”放在哪。
這也就是為什麼，今天我恰好看到臉書上的一位家族治療心理諮商師，寫文討論犯罪者的家庭與社會背景時，有本質論的網友留言表示：
“善良是一種選擇，不要把自己變壞的原因推給原生家庭或社會國家。當你放棄這個社會國家，社會國家也必須放棄你，不然何以面對一般正常守法的公民？憐憫不能逾越公義！”
“資源有限，需要放在正向積極的公民上，不是那種找理由拖累大家的人身上。他不照系統規則走，造成的結果不自己承擔，變成是社會的錯，合理化自己錯誤的選擇。不是系統的錯。”
於是我發現幾個雙方的誤會與歧異點：
本質論者認為『討論罪犯的背景成因』= 不公義、推卸責任、浪費資源、錯怪系統。
即便這位心理師回應：「我想說的不是憐憫，而是預防。公義是對已經發生的事追究責任；預防是避免下一次發生，兩者不衝突。檢討系統不是幫他找藉口，而是問：“下次我們能做得更好嗎？”」
但本質論者仍然認為這是在浪費資源，錯怪系統。
他們真正不爽的，是我們居然花時間討論犯罪者。
他們認為當我們理解犯罪者的同時，勢必也必須同理犯罪者，他們把這同理心當成是一種愛，至少看起來是一種關注，而關注是多麼美好的事，怎麼可以給他們？
但其實，同理犯罪者並不是出於愛與支持，而比較像是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」的概念。要預防未來的犯罪，不正應該了解犯罪念頭的成因才能預防嗎？
但這與他們的好人/壞人二分法的世界觀衝突，他們不認為那些還沒犯罪的壞胚子可以靠預防變成正常人。
本質論者也認為：脈絡論者檢討系統，等於把犯罪者的責任轉移到社會或家庭，讓犯罪者「減刑」了。但對我們來說，我們壓根兒沒有要減輕犯罪者的責任。
脈絡論者只是認為：「我們的家庭與社會，還可以做得更好。」
這對本質論者來說特別刺耳：「我們的家庭、社會，難道還不夠努力？我們這些好人如此辛苦地生存，還要為了這些天生的壞胚子投入資源，搞什麼安全網，出事了還要連累檢討，永遠都做得不夠好，講得好像我們對不起他們一樣！而他們呢？逍遙法外？拿我們的納稅錢給他們吃牢飯？」
他們覺得委屈極了。
是什麼讓我成為一個脈絡論者？
原因一：力量感
我曾經也是個被害者。
14歲那年，乖乖放學回家的我，被陌生歹徒持刀性侵。
這裡不浪費版面詳述。總之，我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生命威脅恐懼。
當時我並沒有刻意，但思考方式卻已經出現了脈絡論者的影子：
事發隔天，我去學校上課，看到班上的同學們天真活潑地嬉鬧，那些中二的男同學還幼稚的模樣，我不禁想著：「昨天那個壞人，以前也是這樣嗎？他在14歲的時候，也是像這些同學一樣『無害』嗎？是什麼讓他變成一個會持刀性侵別人的惡魔呢？」
自此，這件事變成我的一個人生任務，偶爾想起會著手研究犯罪心理學，因為我認為唯一有用的選項就是「預防」。
這個預防，可不是什麼消極的防禦，而是積極地讓會犯罪的人不要犯罪。
而什麼死刑不死刑的之所以不能說服我，或是無法引起我的關注，就是因為被侵犯、被生命威脅這些心理創傷是不可逆的。什麼死刑鞭刑干我屁事？事情都已經發生了，如果我死了也復活不了，而即便像我幸運地存活下來，也無法扭轉過去。
討論犯人如何被罰有什麼用？
總之對我來說，譴責啦、正義啦…都太消極、太無力了。
許多本質論者認為我們這種人是「聖母病」，把壞人當人看，我很驚訝。
後來才明白，因為對於本質論者來說，人類只有分好人和壞人兩種。如果你認為這個人的犯罪行為可以靠事前改變，那就等於你認為他不是天生的壞胚子，那就等於你認為他是好人，那就等於你有聖母病。
這是他們的邏輯，他們講的是「好壞分類」。
但我的邏輯是：狀態條件是會變的。我講的是「前因後果」。
好壞分類的時間是靜止的，因果分類的時間是往前進的。
好壞分類意味著一切都是命，那就代表我這受害者他媽的就倒霉，遇上這件事情。
而如果世界只有分好人壞人，那就意味著這個世界沒有辦法做出任何改變，只能在事發後亡羊補牢。
這對我來說都太無力太可憐了。
我需要的是可以主動改變的希望，而不是被迫接受的命運。
原因二：我也有很壞的時候
有件事情我一直無法理解本質論者的是：
他們怎麼會如此篤定認為自己就一定是個好人？
至少我無法。
在我長大的過程以及成年後，人生中都有某些時刻有著各種壞念頭。
這可不是什麼考試作弊或闖紅燈這種，而是許多很可怕很偏激的念頭。
對！像我這種看起來功能超級正常、人生也活得好好的人，也會在遇上重大起伏時如此。更何況，許多激烈犯罪者不也都被說「平常人很好」「看不出來會這樣」嗎？
那些本質論者，難道沒有過任何壞念頭嗎？
有的！他們自己也知道，自己也會有情緒爆發、憤怒失控，甚至偏激的念頭。
但他們的定義是：
壞人＝遲早，或已經做壞事的人
而不是：
- 有過失控念頭
- 有過憤怒、報復、恨
- 有過破壞性幻想
這些在他們的模型裡不算壞，
只要沒跨過那條線，就仍然是好人。
所以他們可以很篤定地認為自己就是好人。
兩種敘事
脈絡論的敘事（預防型敘事）
- 我曾經有過極端念頭
- 但我沒有做
- 那一定有某些「東西」在作用
- 那些東西是什麼？
- 關係？
- 煞車機制？
- 有人接住？
- 自我覺察？
如果搞懂這個，就能讓更多會犯罪的人停下來
把「沒做出來」當成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。
脈絡論：左邊是正常社會，右邊是犯罪行為。只要在高風險區讓可能犯罪的因素轉向，犯罪行為就可以被避免。 本質論的敘事（道德歸功型敘事）
- 我也會生氣、想報復
- 但我沒殺人
- 所以我跟他「不是同一種人」
- 我沒做，是因為我夠好、夠善良、夠自制
「沒做出來」被解釋成「我本質上比較好」。
而不是：
- 我當時被什麼接住
- 哪個條件剛好存在
- 如果少一個環節，我會不會也做出極端的選擇？
別誤會，這並不是指本質論者比較自大。
是因為好人壞人的分類法，讓他們有安全感。
當這世界上有一群人被歸類為壞人，會讓他們安心將自己被放在「好人圈」裡（被保護），而壞人這種抽象模糊的概念被「集中起來」，被「命名」了。這種感覺很安全且有歸屬感，即便這個分類只是心裡的想像。
畢竟現實世界中，身邊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做壞事。天啊！那實在太可怕了。
這種好壞圈的區隔，可以讓他們在心裡面，暫時將壞人放逐天邊。
本質論：有些人是天生的壞人，遲早會犯罪。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將已知犯罪者做最大的隔離或懲罰，才能喝止天生的壞人犯案。 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一個本質論者？
身為脈絡論者，我從努力了解犯罪者的行為動機，轉向於先了解本質者的行為動機。
因為這個社會上如果充滿了本質論者，那犯罪行為的討論就很難被進行。
而我們彼此並不是敵人，只是有著不同的恐懼。
如果脈絡論者恐懼的是「世界無法改變」，那本質論者恐懼的是「世界不可預測」。
本質論者需要清楚、邊界、規則。
本質論者常常提及的是一種不公平感，那種：
「再辛苦我自己都撐過來了，他沒有藉口」
「不要怪別人，不要推卸責任」
「對就對，錯就錯」
「這樣對被害者公平嗎？」本質論和道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道德的功能是標記誰被越界了，有界限的存在，這個界線給了人們希望。
人們看到界線，便想著：「至少有條線，讓人知道不可以跨過去。」
然而事實上，古今中外，仍有無數個犯罪者跨了過去。
而好人們辛辛苦苦地過日子，痛苦地、小心翼翼地不越過這些道德線。
結果呢？那些脈絡論者，居然還在關注那些越界的王八蛋？有沒有搞錯啊！如果加害者值得受到這些關注和理解，那我們這些好人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在本質論者的世界裡，真正需要被保護的不是未來，而是道德秩序本身。
- 誰被理解
- 誰被同情
- 誰被討論
這些在他們眼中，都是「道德資源的分配」。
而他們會本能地覺得：
加害者拿走任何注意力，都是在剝奪好人應得的位置。
在本質論者的生命經驗裡，痛苦並不罕見。
委屈、不被理解、被制度壓迫、被命運為難，這些他們也都經歷過。
然而他們的辛苦卻沒有被看見。差別只在於，他們沒有走到犯罪那一步。
於是，「沒有跨線」在他們心中，成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這是一種道德勞動。
理解這一點，並不是要認同本質論，而是讓我們看見：
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「安全感來源」。
一種安全感來自於「世界能不能被改變」，另一種安全感來自於「我當初沒有走錯」。
願我們都可以慢慢面向同一個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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