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帶我們離開了公司制度，也帶走了並肩的溫暖
我像是一台監視器視角，總是能看到當年在房東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，一個人讀著店面租任契約的那個我。吃力地看著整份以西班牙文，寫滿專業法律用語的契約，一邊試圖用手機翻譯。
沒有用的，不論合約寫了什麼我算不清楚的金額（例如必須幫房東繳房地產財產稅以及增值稅等等）我橫豎是要租下來的。因為某些私人原因，我必須快點找尋店面，像是賭桌上排出所有籌碼的呆肥羊。
我成了自由工作者，也必須成為自營業者。在西班牙，想要靠著賣蛋糕賺錢，可不像英國或美國那些國家，只要向政府申請衛生稽查等條件就可以的。你必須要租用商業廚房、或是直接租下一個商用空間做廚房，並且花上一大筆錢將這廚房申請執照。這是個對小生意非常不友善的制度，即便你的初始規模並不量產，仍然必須有量產的資本才能開業。
開業邁入第五個年頭，我學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。然而卻有一件事，卻是我感到嚴重失去的。
我很幸運在創業的時候得到許多婚禮策劃師的青睞，也得到許多婚禮工作者例如攝影師、花藝師，或場地活動主管的幫助。隨著事業漸漸上軌道，我有了許多固定合作的夥伴，甚至許多新的合作機會，我的世界「開闊了」，不僅如此，我在冬天淡季時開始經營中文YouTube頻道，做起自媒體，而且還有好多跨領域合作的可能。只要發揮自己的創意，敢想敢做，自己出來創業就如同翱翔在廣闊的天空。
但這一切，都仍然是一種很淺薄的連結：合作就是合作，沒有一個是朋友。
剛創業時，我曾經在一場婚禮工作者的派對上，主動向一位已經做蛋糕好多年的家庭蛋糕師介紹自己，試圖與她交流。可惜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場對話充滿了防備，對方甚至有些令人不太舒服的情緒。我陸續接觸過不少做蛋糕的同業，有開店面的甜點店老闆，有家庭接案的，偶爾遇到一些友善的同業便格外珍惜。
也許是因為如此，我希望自己會是一個對同業友善的人，於是在面對其他甜點師和蛋糕師的時候，我會特別友善地去交談。我的蛋糕價格不低，幾乎是圈子內最高的，我認為每個蛋糕師都有自己的商業模式，更別說蛋糕是一個非常講求個人風格的精品，怎麼都認為同業之間不該是競爭關係。更別說，我常常會把無法做的案子介紹給幾個信任的同業。
可是這一切似乎沒有用，面對同業還是讓我感到深深的孤單。也許大家都忙碌，也許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，更多的可能是在商言商，你是一個個體戶，別人看你只會看到：「你能給我什麼好處？」
最後，我幾乎放棄了這件事，非黑即白的個性，讓我幾乎把自己關起來，乾脆不與人交流，就不會受傷。
有些同業都會用一種強勢的氣場包裝自己，這事我也幹過。看到那些裝酷裝強的自由業者，我心裡非常不舒服甚至厭惡，追根究底，我厭惡的是當時的我自己。
為什麼呢？因為武裝的底下其實是強烈的恐懼，而想起那些恐懼讓我很不舒服。
現在，我已經不這麼做了。那個把自己搞的很酷很帥很罩的我，是在極大的資金壓力之下，知道自己的無能為力，必須要豁出去賭全盤的反應，就如同動物炸毛一樣，無奈且必須把自己撐住。
但這麼做，不會比較好。
我的工作需要去場地送蛋糕，多半都會接觸到餐廳的廚房。每次進到廚房與廚師們交談，就像是回到家一樣放鬆：在創業以前，我已經當廚師十多年了。
我會和廚師們溝通蛋糕的存放、借用他們的廚房區域、教他們切蛋糕或與他們一起，我熟知他們的工作和廚房的運作模式，更熟悉他們的語言。進廚房是我送蛋糕過程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，像看到老朋友一樣：「嘿！你好嗎？」「哇！好香喔！看起來超好吃的啦！」「供餐愉快啊！」
我非常想念在廚房裡，有人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日子。在那裡，廚師們互相分享心得，互相支持與鼓勵。我們當然也競爭，但那個競爭是令人舒服且興奮的。
於是當我打開通訊軟體，試圖找尋以前的一些朋友時，最後的對話紀錄卻總是停留在各種冰冷的合作內容。自從我創業後，我們已不再像以前一樣一起罵老闆、講同事八卦、喝著啤酒說幹話。我失去了好多。
疫情過後至今，自媒體蓬勃發展之外，小品牌與個人創業都暴增，自由工作者成為最大的勞動人口增長來源之一。不用說別的，隨隨便便打開一個客戶的Instagram帳號，各個都是小老闆。疫情把整個世界推向了一個沒辦法再完全回到公司的時代：遠端工作與社群平台都讓創業門檻變低，更別說疫情後，AI的發達，許多人被裁員、失業，導致全球的勞動結構大洗牌。
如果說創業至今，有什麼理由讓我願意再回到公司當員工，那可不見得會是錢的問題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問題。而回頭看看這時代的變化，老闆這個頭銜早已有了本質上的轉變。我們是「自由工作者」，仍然是個工作者，就算是中小企業，那種老闆需要是一匹孤狼的時代早已遠去。
珍惜那些願意和你真心交流的同業。同業就是同事，這不是老闆必須武裝自己的年代，而是老闆之間更該彼此當同事的年代。